指出辦案人員在偵查、起訴、審判過程中嚴重違反有關程序規定，或在辦案過程中嚴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權利的行為，從而否定某一證據或某一訴訟行為的有效性，將司法人員的行為置于被審查的境地，阻卻犯罪指控，最終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行為。

最好的辯護，是進攻性的程序辯護。這種辯護使庭審的對象發生轉移，由審查被告人的犯罪事實轉移到審查控訴機關的訴訟行為，導致控訴機關成了程序意義上的被告人，形成了“訴中訴”。

我國的刑事訴訟一直有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只問結果，不問過程。公安辦案時只要能破案，而不管采取何種手段。所以就會有“真兇再現，亡者歸來”等讓人匪夷所思的冤假錯案。

在偵查階段，存在越權管轄、非法搜查、非法扣押、非法竊聽、非法使用警察圈套、限制辯護、刑訊逼供等程序違法，在審判階段有違法管轄、違反回避制度，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

實踐中程序辯護的效果不佳，根本原因在于程序違法缺乏相應的法律責任，即使辦案人員的行為違反程序規定，通常也不需要承擔法律后果。除《刑訴法司法解釋》一百二十三條、一百二十四條、一百二十五條、一百二十六條規定的非法言詞證據和實物證據，依法應當排除外，幾乎再無其他對程序違法行為的制裁條款。

即便如此，我們仍然要堅持程序辯護。要深知程序辯護是實體辯護的基礎，不是可有可無的。

程序辯護無處不在，體現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并不是只有開庭才有意義，也并不是只限于非法證據排除，程序辯護從會見開始，當會見受阻時，如何實現會見權就是程序辯護的第一步。

有時候，律師可能會有程序辯護會引發與公檢法對抗的擔憂，因而不愿意進行程序辯護；還有律師認為程序問題提出來沒有用，最終仍然要靠實體辯護來定罪量刑，這兩種認識都存在問題。
比如，看守所違法限制律師會見，如果律師不爭取，會見權得不到保障，如何進行后續的實體辯護？再比如，如果證人證言是通過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非法取得的，這樣的證據對定罪量刑又至關重要，如果不進行程序辯護（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申請證人出庭），實體辯護的效果可想而知。

因此，程序是實體的基石，程序正義是確保實體正義的基礎，如果不進行程序辯護，實體辯護就成了無源之水，這就是程序辯護的價值所在。

當然，我們也要把握好程序辯護的度，不要忘了程序辯護的目的是什么？進行程序辯護最終目的是追求實體上的結果，不能為程序辯護進行程序辯護，不能發現一點程序瑕疵就緊抓不放，當案件程序瑕疵對處理結果沒有任何影響，程序辯護的意義就非常有限。

比如，你發現存在逼供的情形，需要排除被告人供述，但是其他證據已經能夠證明犯罪事實，也即對定罪量刑沒有絲毫影響，我們還要不要申請非法證據排除？如果我們把精力集中在其他的法定從輕、減輕情節的認定上，是不是更加符合當事人的利益？或者我們利用程序問題，比如以非法取證的情節換取更大的從輕量刑，或許才是明智之舉。

所以，程序辯護是實體辯護的手段，當程序辯護對于實體辯護有用時，我們就應當堅持到底；當判斷程序辯護作用不大時，我們就可以靜觀其變，或者將其作為以后與司法機關談判的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