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胡某系一未成年少女，一日因患病到醫院接受治療，醫院隨即對其做出輸血的決定。醫院從血庫立即調來了胡某所需要的A型血液一千毫升。之后，因病情一直未見好轉，胡某又轉入另一家醫院，這家醫院也對胡某輸了一千毫升的血液，并且血液是由兩個不同的中心血庫提供的，可是幾個月之后，胡某被查出有艾滋病，系輸血所致。于是，胡某便將兩家醫院告上法庭，要求兩家醫院共同賠償其80萬元的治療費及其他費用。案件審理過程中，兩家醫院都舉證自己在醫療過程中嚴格按照操作規范行事，并不存在過錯，但是兩家醫院卻不能舉證自己所提供的血液沒有問題。分歧：對兩家醫院的責任難以劃分，意見分歧較大，一種意見是兩家醫院承擔連帶責任；一種意見是兩家責任平分且按份承擔責任；還有一種意見是將兩家中心血庫追加為第三人，由四家單位承擔連帶責任。評析：一、出現上述不同觀點之原因之所以出現以上多種意見，是因為我國目前對血液制品方面的立法尚不完善。縱觀新老醫療事故條理，以及血液制品的相關法律、法規，對輸血致人損害的責任問題規定甚少，使案件審理無法可依。加之各個省市對血液制品的相關規定各不相同，也使得相似案子的判決結果各種各樣。二、責任劃分問題重重，如何對策目前，對輸血引起的責任劃分問題，尚無明確的法律規定，從而導致案件的審理進展不順利，并可能導致案件久審不決。就拿上述案子來說，胡某的艾滋病有可能是在第一家醫院治療時輸血所致，也有可能是在第二家醫院治療時輸血所致，但是兩家醫院卻不能舉證自己的輸血行為和患者的損害不存在因果關系。同時，也不能排除兩家中心血庫在血液的采集和管理方面存在有過失。但是，該案中存在兩個法律關系，一個是醫院和患者之間存在的醫患關系，一個是醫院和血庫存在的血液制品使用關系；患者和醫院之間并沒有直接的關系。若對兩家醫院的責任劃分不公，對血庫責任定性不明，法律的公平性就得不到體現，各方的合法權益都得不到保護。目前，我國對血液使用前檢測檢疫的相關立法仍然有待于完善。縱觀96年衛生部頒布的血液制品規定當中，關于輸血致人損害的規定甚少，只是規定了血庫對血液制品的嚴格檢驗，并沒有規定醫院對血液制品的復檢，很多的醫療機構在給病人用血前奉行的是“拿來主義”，長此以往，因血液引起的侵權糾紛會越來越多，這樣也不利于傳染病的防治工作。同時，隨著科學的發展，人們將會發現越來越多的新病毒。但是法律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導致責任劃分和認定無法可依，最終受害的還是普通的患者。就拿丙肝的病毒檢測來說，我國在1993年才開始規定對丙肝病毒進行檢測。那么在1993年之前患者因輸血患上丙肝的該怎么辦，因輸血導致丙肝的受害者該由誰來負責呢？面對以上的種種問題，筆者建議采取以下對策1、舉證責任的劃分。目前對諸如丙肝、艾滋病等流行病學的調查和研究并不清楚，也就是說作為專家都無法肯定是如何傳播的情況下，醫療機構更容易證明不存在必然因果關系，而患者只能證明損害與被告人的輸血行為有關，而無法確定被告人的輸血行為與患丙肝、艾滋病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必要因果關系。如果固守傳統的必要因果關系說，醫療機構更容易證明不存在必要因果關系，只能駁回患者的訴訟請求。這樣的分配結果從形式上看是符合我國《證據規定》所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的。但將會使許多受害人得不到法律保護，有悖現代民法追求實質公平正義的理念和保護弱者的價值取向；因此筆者認為醫療機構若想勝訴，不僅要對其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而且還要說明輸血行為和患者的損害沒有關聯，并且這類案件中，當事人只須對損害事實進行舉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