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反家庭暴力法》，法院審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據公安機關的出警記錄，告誡書，司法鑒定機構出具的傷情鑒定意見等證據認定家庭暴力事實。但是由于舉證能力處于弱勢地位，實踐中大多數原告難以提供上述證據，導致訴訟請求、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等被駁回。

最高人民法院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四日頒布的并于同年八月一日實施的《關于辦理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該規定）第六條明確： 當事人的陳述；被申請人曾出具的悔過書或者保證書；雙方之間的電話錄音，短信；醫療機構的診療記錄；婦聯組織等收到反映或者求助的記錄；未成年子女提供的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證言；親友，鄰居等其他證人證言等均可作為證據。

不過如果發生了家庭暴力，受害人要第一時間向公安機關報警，這樣公安機關才能留存報警記錄之類的材料作為證據。如果事發突然，受害人也可以用手機來錄音錄像。家庭暴力往往有反復性的特點，因此如果施暴者出具了承諾書、保證書之類的能證明事實的材料也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再有就是，向婦聯組織求助之后形成的求助記錄也可以作為證據。

另外，從證明標準上來說，該規定減輕了受害人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舉證負擔，只要求達到較大可能性的證明標準，法院即可認定申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臨家庭暴力現實危險的事實。同時，該規定還重申了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取證的規定。也就是說如果當事人調取不到公安機關的出警記錄等證據材料時，受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請，由法院到公安機關去調取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