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這是裁判者必須遵守的一條戒律。裁判者不得與案件有任何偏見，而應在控辯雙方之間保持中立，并且保證與案件當事人或結果無利害關系，否則，裁判者就不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刑訴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法官與本案當事人有親屬關系；或法官自己就是本案當事人；或法官或其近親屬與案件結果有利害關系的；法官接受當事人或其委托人請客送禮等；凡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法官應當主動申請回避，當事人也有權申請法官回避。

《刑訴法》司法解釋第二十八條，法官有其他不正當行為，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請法官回避。

有人說，法官與案件有利害關系就不能公正執法嗎？當然有可能。這只是功利地考慮回避是為了防止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避免法官故意作出錯誤的判決。卻忽視了回避制度也有保護法官的一面。

包拯鐵面無私，大義滅親，下令處死自己的侄子包勉。包拯由其哥哥撫養長大，供養讀書，方有機會步入仕途，對包拯恩重如山。包拯一方面維護司法公正，處死自己的侄子，但另一方面又成了一個忘恩負義的小人。 如果包拯能夠回避，讓別的法官去審理，那么包拯就不會擔負處死自己侄子的萬世罵名，就不會受到忘恩負義的道德譴責。可想而知，包拯在決定處死自己哥哥的兒子的時候，內心有多么的煎熬。如果當時就有制度規定，遇這種情況，包拯應當回避，交由其他法官審理，即便最后包勉仍然被處死，至少包拯就不會有這樣的內心痛苦。

包拯是道德楷模，能夠公正審理案件。但是我們也擔心，不是人人都能成為道德楷模，不能將裁判制度建立在法官個人道德自律的基礎之上，趨利避害是與人生俱來的本性。

也許有人會被包拯感動，但更多的人會質疑，你為什么要自己審判自己的親人，你能做到公平審判嗎？作為被害人的一方更加會質疑，你審理自己的親人，能做到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嗎？甚至還會有人懷疑，你包拯將自己的侄子處死，是不是自己干了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殺人滅口掩蓋自己的罪行？

實踐中，還發生法院審理本院法官涉嫌犯罪的案件，審理本院院長作為被害人的案件，審理本院移送偵查的案件等等，這些都會引發人們對法院能否公正審理的猜疑。至少，被判有罪的人他會質疑法院裁判的合法性、公正性。

所以，回避制度的真正意義在于，對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法官或法院，即使他們確能夠做到大公無私，公正裁判，也難以消除人們內心的猜疑和責難。相反，讓相關的法官或法院回避，既可消除人們的疑慮，提高司法公信力，也能讓審判法官避開道德譴責和尷尬，最大限度減少因法官不中立引發司法不公現象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