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遺囑見證的必要性

律師遺囑見證必要性不僅是對犯罪嫌疑人的一種權力的保障，更重要的是與國外司法，國際慣例永久不能分開的，刑訊逼供、強迫公民自證罪是國際司法公約中嚴厲禁止的行為。

聯合國與1945年制定的《聯合國憲章》，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1966年的《國際人權公約》;1988年的《保護不受酷刑和其它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宣言》等一系列有關國際人權法和其他有關刑事司法國際公約，形成了比較系統完備的國際司法準則。這些公約從其產生開始，就受到國際社會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承認與支持，在刑事司法與犯罪預防領域中得到認可或倡導，同時也對世界各國國內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預防制度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和參考價值。

隨著我國國際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政府分別于1995年和1998年分別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并于2001年春正式批準加入《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認真學習慣例這些公約，對推進我國的司法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同時律師遺囑見證制度建立不僅體現在程序上的合法性，同時對人權也是一種保護，所謂的人權，依據英國《牛津法學大詞典》對人權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定義：“人權是人的基本權利。自由要求維護或者有時要求闡明那些應在法律上受到承認和保護的權利，以便使每個人在個性、精神、道德和其它方面的獨立獲得最充分與最自由的發展。作為權利他們被認為生來就是個人理性、自由意志的產物，而不僅僅是由實在法所授予，也不能被實在法所剝奪或取消”。

國家在國際人權保護方面承擔著承認人權，尊重人權，保障與促進人權，保護人權的義務。由于刑法是靜態的法，在定罪量刑和人權保障上劃出了一條靜止的假設線，而刑事訴訟則是動態法，它以控、辯、審為基本構架，規定了追訴活動的不同的模式，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更傾向于犯罪控制的模式。因此我們不難看出作為律師遺囑見證制度來說，它不僅僅是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有效遏制刑訊逼供，固定證據加強控方的證明力，同時也是在執行國際公約最終達到維護訴訟的參與人的合法權益，實現司法公證，促進社會正義的目的，因此律師遺囑見證制度的確立會引深至對人權的保護，對人權的保護的意義要大于實際工作中的操作。

為確保人權，我國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在保護人權方面較老的《刑事訴訟法》有了較大進展：

首先：吸收了無罪推定論的基本精神，實行疑罪從無的原則;

其次：是更進一步完善了對犯罪嫌疑人的強制措施;

第三：是完善了辯護人制度，提前了律師的介入訴訟時間，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得到了進一步的重視。但在新的刑訴法中尚有部分立法上的缺陷。例如刑訴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應承擔認罪供述的義務。

這在悖于國際司法準則，因為在國際司法準則中規定了不得自證其罪，而不得自證其罪的基本含義是：司法部門不得強迫犯罪嫌疑人招供或認罪，招不招供是犯罪嫌疑人的權利而非義務。而在我國的刑事立法中設定為一種義務，是不符合國際法準則，犯罪嫌疑人在被訊問時有獲得律師遺囑見證的幫助。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權保護是對普通人權的保護的一個方面，因此在訊問律師遺囑見證制度的實施對人權保護有著促進意義，顯出十分巨大的生命力，對我國的司法制度建立是十分必要的。

若能使律師遺囑見證制度的實踐和深入，勢必會形成自己的理論基礎，應該運用律師遺囑見證的方法達到幾個目的：

首先采取辯證法原理，運用馬列主義的唯物主義辯證法，以期達到律師遺囑見證的技術基礎;

其次是律師在見證時應有相對的獨立權，因為依據我國有關法律規定，律師辦理案件應以事實和證據來證明犯罪嫌疑人無罪，罪輕或減輕的罪行，因此律師作為參與人具有相對的獨立權，這是律師遺囑見證的前提基礎;

第三在律師遺囑見證中的公正權，由于律師的性質由法律定為中介機構，系在刑事行為中介于偵查機關或檢察機關與犯罪嫌疑人之間的居中地位，其地位決定了律師遺囑見證具有相當的公正權，這是律師遺囑見證的目的基礎。

第四是律師遺囑見證中的參與權，由于律師遺囑見證作為立法的形式固定下來，并深入各個環節，使律師的見證有了相應的政治基礎。基予上述原因使律師遺囑見證達到相應的目的，以確保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