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精神一向不正常，數年來常常流露出厭世求死念頭，自去年下半年起尤甚。2004年1月29日，其丈夫柳某將其送往鎮江市某醫院?以下簡稱醫院?求治。醫院門診經檢查，確診王某患有重度精神抑郁癥，且正在發作期，具有明顯的自殺傾向。柳某見妻子實際病情比自己原料想的糟得多，即為其迅速辦理手續住院治療，并經反復咨詢、斟酌后與醫院簽訂《精神科住院合同》一份，接受由院方推介的住院期間家人不得陪同和干預，患者由醫院進行觀察、疏導、控制和醫療一體化連續24小時不間斷的“整體護理”制管理。醫院根據王某的病情，同時專門編制了相對應的診療計劃。柳某對診療計劃無異議，但對其中采用電休克療法明確表示不接受，故醫院落實上述診療計劃第三項時對王某一直采用藥物抗抑郁治療為主。直至3月2日，柳某經醫院的一再解釋才表示同意該針對性治療，并由醫院于當天對王某首次施行電休克方法，按計劃在次日?即3月3日?上午再進行第二次。3月3日晨，醫院值班護士巡房時，突然發現王某懸于其獨住病房的窗欄上，即忙沖上前解下其頸部的衣服布條并呼叫值班醫生。緊急搶救45分鐘后，王某無任何知覺恢復。經法醫檢驗和公安部門確認，王某系自縊身亡。事發后，柳某經與醫院交涉無果，于5月中旬訴至法院，認為醫院疏于防范，應承擔全部責任賠償損失?喪葬費、死亡補償費、精神撫慰金等?共203911.20元。

評析?

本案的焦點是如何把握醫院對王某實施護理和醫療過程中是否存在過錯。

按照醫院對王某的治療計劃，均說明院方對王某在住院期間存在自殺的可能性，已經有了足夠的預見，并與王某家屬柳某達成共識。與柳某不同的是，醫院負有將上述預見轉化和落實到整體護理制度和醫療方案全過程中?也即是履行與柳某所約定的合同內容?，以防止抑郁癥患者王某發生不測，使其病情逐步趨向減輕、緩解和康復，直至出院與家人生活相處時自殺意念已消除。實際上，因同病房另一名患者兩天前康復出院，王某死前已屬獨居一室。院方的巡視記錄記載，夜間值班護士巡查為每半小時一次。而對患者所攜帶物品的檢查記錄本，僅是用數頁稿紙臨時裝訂而成，內容記錄隨便毫無規范可言。醫院上述內容不僅既同已有的“整體護理”規章制度不符，亦與精神科防止病人自殺護理的醫學常規要求嚴重脫節。

本案中，柳某原不同意醫院施行電休克療法，原因首先是王某竭力回避在先，而3月3日當天醫院將進行第二次電休克治療，王某有很重的心理負擔?從護理記錄有明確的反映?。此時段醫護人員本應予以高度注意，嚴防自殺行為發生，可惜醫院不僅未采取更為充分周到的護理措施予以防范，且甚至未認真遵照與整體護理相應的常規護理規范。在王某以自縊的方式實現自殺企圖時，醫院投入的搶救則基本未起到挽回王某生命的作用，醫院的過失和過錯是明顯的。另外從常理上講，輕生目的得以實現，自殺者只有處在特定環境下，且借助于一定工具方能成就。醫院對于王某隨身物品的檢查不到位，則又促成了王某借助于布條自縊成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