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6日，北京市三中院依法公開開庭審理被告人孫文斌故意殺人一案，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孫文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法院審理查明，2019年12月4日，被告人孫文斌及親屬將其母孫魏氏送至民航總醫院治療。因孫文斌不滿醫生楊文對其母的治療，懷恨在心、意圖報復。12月24日6時許，孫文斌在急診搶救室內，持事先準備的尖刀反復切割、扎刺值班醫生楊文頸部，致楊文死亡。孫文斌作案后報警投案，被公安機關抓獲。

法院認為，被告人孫文斌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應予處罰。孫文斌作案后報警，到案后能夠如實供述其所犯罪行，應依法認定為自首。鑒于孫文斌犯罪性質極其惡劣，殺人手段特別殘忍，情節、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雖有自首情節，但不足以從輕處罰。法院依法當庭作出上述一審判決。

庭審中，法庭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進行了充分的舉證、質證，聽取了控辯雙方的意見，被告人孫文斌當庭表示認罪。

部分全國和北京市人大代表、新聞媒體、社會各界群眾等旁聽了庭審。

司法審判與媒體報道的良性互動

法院應當充滿熱情和善意，展示協作配合的姿態，確認媒體報道和輿論監督的正當性。與此同時，媒體報道公眾關注案件的審判，也要注意把握好尺度。

當前，媒體與司法正處于一種復雜的博弈關系中，作為審判機關的法院如何面對媒體所報道的受公眾關注案件的審判，成為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

筆者認為，法院要想在媒體報道面前自信從容，就必須在媒體報道與司法審判之間采取一種持平均衡的立場。這一立場要求法院承認媒體報道的正當性。

具體做法是，法院尊重媒體報道的權利并在媒體報道中給予相應的便利，確立法院與媒體之間正常的溝通協作關系；同時，對于媒體報道在審案件中的越界行為，在制度實踐上應當允許法院發布司法禁令，并以妨礙司法為由對違反司法禁令者加以懲處。

當下媒體報道與司法審判之間的無序關系值得引起我們的警惕。

一些媒體對公眾關注案件的審判進行片面、割裂或過度的報道，甚至虛構事實、肆意炒作以博取公眾眼球；使用感情色彩濃厚與傾向性的詞語來報道案件，有違媒體報道的客觀性；以“正義”之名，對裁判結果進行暗示，甚至出現所謂的“媒體審判”。這些都給法院獨立審判帶來巨大的輿論壓力，使得法院在案件裁判中陷于復雜境地，左右為難，顧此失彼，造成審判不公。此類亂象在司法實踐中屢見不鮮，總體看來，法院在媒體的輿論場中顯得無能為力、無所作為。

媒體報道與法院裁判的關系背后，體現的是現代社會媒體自由報道與法院獨立審判的價值平衡問題。

在現代社會中，媒體自由報道和法院獨立審判是兩種不可相互替代的基本價值。如果說民主的社會以社會成員的權益和福祉為終極目的，那么就該目的的實現而言，媒體自由報道與法院獨立審判則猶如車之兩輪，不可偏廢。

具體而言，媒體自由報道是民眾知情權的重要保障，是憲法規定的公民言論自由的必然延伸，更是實現社會輿論監督的不二法門。

司法也同樣要接受輿論的監督，不能也不可能以強調自己的特殊性為由，一味拒絕外界關注，拒絕媒體報道。

同時，法院獨立審判是憲法賦予法院的職權，是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建設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

因此，法院在媒體自由報道與法院獨立審判這兩者之間，只能采取一種平衡的立場，努力與媒體形成良性的互動協作關系，促成媒體自由報道與法院獨立審判的雙贏。

事實上也完全有可能實現雙贏，因為，媒體自由報道和法院獨立審判皆服務于實現社會正義的終極目標，負責任的媒體報道是司法有效運作必不可少的助力

司法裁判使抽象的法律條文演變為鮮活的案例，成就生動的法律生活實踐，這種實踐通過媒體報道的管道及于民眾，進而在更廣泛的范圍影響現實生活和社會歷史。

因此，法院應當充滿熱情和善意，展示協作配合的姿態，確認媒體報道和輿論監督的正當性。與此同時，媒體報道公眾關注案件的審判，也要注意把握好度，在合理的范圍內進行，以免因為對在審案件的過度報道而形成“媒體審判”的氛圍，從而影響法院的獨立審判，損害司法的權威公正。這也是法治發達國家處理媒體報道與司法審判關系的基本準則。

為了實現媒體自由報道與法院獨立審判的良性互動，借鑒域外法治發達國家的經驗，法院應對媒體報道的具體做法是：

第一，對媒體報道開放，為媒體報道敏感案件提供各種便利條件。比如，為采訪的媒體記者提供綠色通道、設置休息場所，對于已生效案件的案卷材料和判決書，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可以允許媒體查閱；引導媒體報道，建立健全法院新聞發言人制度，及時主動借助新聞發布會、記者招待會、媒體通氣會等方式通報案情及審理情況，為媒體提供案件的客觀信息，引導媒體依照法院提供的信息如實報道，滿足社會公眾的知情意愿。

第二，對于媒體報道中的越界行為，法院要依法進行規范和處罰。比如，對于媒體的片面或過度報道，法院可以建議新聞出版管理部門作出相應處罰，也可以發布司法禁令對有關媒體的不當報道進行阻絕；對不遵行司法禁令的行為，則可以以妨礙司法為由加以懲戒。

? 本文來源于「司法沉思錄」專題八：司法與傳媒的關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原載于《人民法院報》2014年7月29日，作者張志銘。新聞內容轉自：檢察日報正義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