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對傳媒公司的人身依附性較弱，一旦雙方發生糾紛，網絡主播往往主張自己與傳媒公司之間存在勞動關系，進而尋求勞動相應法律法規的傾斜保護，公司一方則極力否認雙方系勞動關系。問題在于，司法實踐中，應從哪些方面對二者是否成立勞動關系進行判斷呢？

案情：

2021年8月，張三與A公司簽訂《網絡主播經紀合同》，約定張三作為該公司主播通過第三方網絡直播平臺從事演藝活動，工作場所及直播所需設施設備由公司提供；張三通過直播活動創收，按張三收取60%，公司收取40%的比例每月予以分配；合約期內，張三不得就合同約定的相同或相似的工作與任何第三方達成合作協議。

2022年3月，張三以A公司未按時足額支付工資、未繳納社保為由，提起勞動仲裁，申請解除與該公司的勞動關系，并要求該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資以及經濟補償金。 法律分析：

一、本案中，張三與A公司并不存在勞動關系，雙方系合作關系，理由如下：

（一）本案中，張三與A公司簽訂的合同系《網絡主播經紀合同》，合同中載明雙方系合作關系，A公司提供經紀服務等內容，雙方并無成立勞動關系的意思表示。 （二）勞動關系中，勞動者對用人單位應具有從屬性，即用人單位對勞動者享有用工管理權。具體體現為，一方面勞動者從事何種工作、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和地點、勞動報酬等事項，均受到用人單位較強的控制，能自主決定的程度比較低；另一方面勞動者的勞動系用人單位生產經營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勞動者在勞動中應嚴格遵守用人單位制定的規章制度。根據《網絡主播經紀合同》的約定，A公司對張三的工作時間并無強制規定，張三工作時的行為僅約定符合第三方網絡直播平臺的管理規定，以及不得違反國家關于網絡直播的相應法律法規這樣常規性的規范，至于工作收入并非是由A公司發放，而是源自第三方直播平臺的粉絲打賞。另外，張三在第三方平臺從事的直播活動具有演藝性質，不屬于A公司的經營范圍。換言之，張三與A公司之間無論人身還是經濟均不存在從屬性。

二、張三主張的經濟補償金應以張三與A公司存在勞動關系為前提。既然雙方并不存在勞動關系，張三也無權要求A公司支付相應款項。 三、關于張三主張的所謂A公司拖欠的工資，如前所述，該款項并非勞動報酬，而是張三按《網絡主播經紀合同》的約定主張A公司須支付的收入分賬。張三應以合同糾紛為由另行起訴，而非通過勞動仲裁委員會處理。